股票配资安全的平台黄道婆师从黎族学艺？黎族纺织史说明真相！

9月7日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此时正值棉花丰收之际，民间素有“白露节，棉花地里不得歇”的说法。棉花是纺织业的主要原料股票配资安全的平台，相传，宋元时期，黄道婆来到海南的崖州，向黎族妇女学习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并将这项传统技艺改良，将其传播到中原、传播到世界。

然而，作者通过梳理整理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黎族纺织史料发现，在纺织原料上，黎族的纺织原料主要是木棉和山麻（黄槿），宋元以后一些黎族也少量使用棉花，但黎族种植棉花数量少，并不擅长纺织棉花；在纺织工具上，大约在清代中期以前，黎族主要使用自制的纺锤纺线，用小竹弓弹棉絮，用腰织机织布。到了清代后期，黎族个别地区使用的纺车、轧花机、高架织布机都是从汉族地区传入；在纺织技艺上，黎族妇女拥有高超的织布、刺绣、扎染手艺，但由于纺织工具十分简陋，使得纺织效率低下，其纺织品也很少出售，仅供自用。

作者指出，黎族大多居住在山区，新中国成立之前，不少远离汉区的黎区对外交往少，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因此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黎族整体纺织技术的进步，水平总体较后进。尽管如此，黎族有较丰富的利用自然物的知识，且还善于向汉族学习制作先进工具和技术，体现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全文如下：

黎族纺织史再探讨——以纺织原料、纺织工具、纺织技术为例

黎族是海南土著居民，所操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其内部有哈（过去作“侾”）、杞（过去作“岐”）、美孚、润（过去作“本地黎”）和赛（过去作“德透”或“加茂”黎）等自称。至迟到宋代，黎族就基本退居山区，与外界的交流较少。新中国成立之前，黎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依然较为落后，其纺织技术的进步也较为缓慢。当前有关黎族纺织史的论著，普遍看法是古代黎族纺织技术历史悠久、工艺先进、手艺精湛，宋元时棉纺织技术水平领先全国，黄道婆向黎族学艺就是例证。然而，笔者阅读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黎族纺织的记载，却发现其技术和工具较为落后。为解开谜团，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黎族的纺织原料、工具和技术做一简要梳理，以期对黎族纺织史有较全面认识。

稀见的主流纺织原料

中国传统的纺织原料主要是棉、麻与蚕丝。自古以来，黎族的纺织原料主要是木棉和山麻（黄槿）。另外，黎族也少量使用棉花织布，并养蚕，但未用蚕丝作为纺织原料织绸。

清初“黎族风俗图”配文记载：“其地唯产木棉一种，春花夏实，黎妇采子取棉，以手足纫线，染成绚烂色，织为吉贝”，“黎地不产棉绒”。这种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的是海南山区常见的木棉树，而且材料明确指出“黎地不产棉绒”，即不产棉花。清乾隆时任海南定安县知县的张庆长也说：“山岭多木棉树，妇女采实，取其棉，用竹弓弹为绒，足纫手引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外贩卖绿绒，织而为布，名曰吉贝。或擘山麻纫线织布。”这都反映清代前期黎族的纺织原料主要是木棉和山麻，不使用或很少使用棉花。

唐宋史籍多把棉花称为吉贝。而上述几处“吉贝”却是指木棉织品或木棉与山麻混纺织品。这可能是清人混淆了吉贝的概念，或吉贝本有多重（个）含义。当时棉花、棉布均已普及，他们或因木棉织品不是棉布，而有意用“吉贝”称之。人文地理学家曾昭璇亦证实：“宋代以后，黎族退入山区，棉花缺乏，而木棉花却成为黎族妇女纺织原料，宋代以后学者们也把木棉花织出的布，视为吉贝布了。”

木棉棉纤维细短，不能拉伸，表面又光滑。许多人认定它不能用于纺织，只能用作填充物。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就说：“攀枝花中作裀褥，虽柔滑而不韧，绝不能牵引，岂堪作布？”清代学者屈大均亦谓：“木棉，高十余丈……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其实，通过加湿的工序，并使用传统的手工搓捻和纺锤（又称纺轮）纺纱技艺，木棉绒可以纺成纱织成布。黎族妇女通过热水煮或碱性液体浸泡的方法，增加木棉纤维间的抱合力，以便分缕和捻合成纱。由于木棉纤维转曲小，只能用拉力不大的纺锤手工纺成线。

民国年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调查，都证明黎族主要使用木棉和山麻纺纱织布。1930年编成的《海南岛志》指出：“其织布原料采取山间野生之麻皮（乃灌木植物，高者六七尺，俗称麻，然实非是），剥去青皮，晒干，析其纤维；更收集野生木棉，纺成棉纱。”这里除说明黎族使用山麻和木棉作织布原料外，还特别指出山麻并非真正的麻，而是一种灌木植物。它实际上是被俗称为“陆麻”或“野生麻”的黄槿，其树皮纤维粗杂强韧，可以代替苎麻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也显示：“黎族妇女采集野生的木棉和野生麻纺织衣被。”

另一方面，黎族并非完全不使用棉花织布。宋代《诸蕃志》就谈道：黎族“女工纺织，得中土绮彩，拆取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此处既有木棉又有吉贝，则吉贝应指棉花，可见早在宋代黎族已使用棉花。

从现代的社会调查看，海南黎族也种植棉花，但数量少，不够自用。1942年，日本人尾高邦雄对乐东县重合盆地（今属昌江县）的调查发现：“黎族织布的原料以他们在自家的旱田里种植的棉bui为主。”1954年，“中南海南工作组”到访海南黎族一些村落，发现有些种植棉花，但数量很少：“普遍种植的是烟和棉花，但为数很少，大都不能自给。”1956—1960年，对保亭县毛道乡的调查也发现：“他们种植的原料有棉花、黄麻、青麻等，但数量非常少，只是在园田中零星地种植一些。”

以上资料显示，宋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南一些黎族少量种植棉花。但由于种植数量少，以至于几乎完全被“遗忘”。《清代黎族风俗图》断言“黎地不产棉绒”即为其中之一例。曾昭璇认为自宋代黎族退守山区后，便很少种植棉花。

蚕丝也是中国传统纺织业的重要原料。许多资料都说黎族不懂桑蚕丝织。《清代黎族风俗图》说：“蚕桑纺绩之法为黎所弗谙。”尾高邦雄说：“养蚕虽然在汉族地区比较普遍，但在调查地区，笔者却未能看到养蚕者。”梁敏则指出：“直到解放后，我们到海南岛调查时，还没有发现黎族人民有种桑养蚕的。”但这并非全部或完整的事实。从现代社会调查资料看，海南一些地方的黎族曾利用野蚕丝绣织，并养过蚕。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提道：“在黎族与客家人、临高人毗邻居住的白沙峒的北部地区，有采野生的蚕丝。这种野生蚕是在枫树叶上作茧的。”这种野生蚕也称天蚕、山蚕，主要生长在靠近江河湖泽林子里的柞树、枫树上。民国时期，黎族聚居区乐东县南筹乡南只纳村妇女普遍养蚕，用于抽丝以绣筒裙花边。另一黎族聚居区乐东县永益乡老村，“村内每家妇女都养有家蚕，据说是由祖公代代相传下来的。养蚕不分季节，但因饲料来源缺乏，只靠一种叫‘巴蓬’的树叶作饲料，吃完就不能再养。因此养蚕的数量不多，所出的丝，只供绣缀花𧚔（指筒裙——引者注）之用。”

由此可见，大部分黎族地区确实不种桑养蚕，但也有少数黎族地区利用野蚕丝绣织，甚至会饲养家蚕。由于蚕虫饲料来源少，养蚕数量很少，少量的丝线只用来绣筒裙的花边，并非用以织绸，这就使人们留下黎族不谙桑蚕织绩的深刻印象。

相对落后的主流纺织工具

长久以来，许多学者认为，黎族早在宋元时期就拥有先进的棉纺织工具，黄道婆就是向黎族学习制棉工具，并将其推广到江南地区，极大地推动棉纺织业的发展。这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黎族的纺纱工具主要为当地自制的纺锤，织布工具主要是腰织机。个别地区还使用小竹弓来弹棉。清代后期，黎族个别地区使用的纺车、轧花机、高架织布机都是从汉族地区传入的。

1954年，海南黎族聚居地出土了一批石斧、纺轮等大小石器。经鉴定，这批石器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工具。可见黎族先民很早就已开始用纺轮纺纱。前引《清代黎族风俗图》说黎族是“手足纫线”，而画面所示正是黎族妇女用纺锤纺纱，配文还特别指出“黎地……无纺车机杼之制”。前引张庆长史料也说黎族妇女“足纫手引以为线”。这些清代中前期的材料，均表明当时的黎族妇女手脚并用地用纺锤纺线，没有纺车。

1942年，尾高邦雄指出当时重合盆地的黎族妇女能熟练地使用脚踏木制纺车将棉花纺成线。当地侾黎将纺车称作chie，美孚黎称之为chī。纺车多由当地七叉、红坎等村的侾黎手工制作，制成一架纺车大约费时一周左右。美孚黎不会制作这种纺车，但她们在纺木棉线时不用纺车，而使用纺锤。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乐东县番阳乡（今五指山市番阳镇）杞黎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纺车、织布机等，是本地黎族用木或竹制造的，几乎每家都有。乐东侾黎妇女普遍用脚踏纺纱车来纺纱，称之为“棉花纺车”（tsei boi），另外还使用一种更原始的搓转式纺锤，她们称之为“木棉纺锤”（vei ha：u）。乐东县南筹乡南只纳村黎族妇女使用的纺车为圆形，本村不会制造这种纺车，但使用时间已经很久。

以上材料表明，大概在清代后期，一些地区的黎族妇女已使用纺车，但纺车不是黎族固有，而是从汉人那里学来。人们可以从黎族对纺车的称呼推测这一点，各地黎族所称的chī、chie或tsei，从发音看，很明显都是当地汉语方言“车”的借音。这说明黎族过去原本没有纺车，后来传入纺车，就借用汉语的称呼。民族学家施联朱、容观夐对此总结说：“黎族妇女使用的纺车有两种，一是木棉纺锤，黎语称vei ha：u，字音与当地汉语方言迥异，倒是黎人固有的工具。另一种是脚踏纺车，它与上海黄母祠陈列的三锭脚踏纺车一样，所不同的它是一繀式的。黎语称这种纺为ɕi boi，ɕi字与海南汉语方言‘车’近似。这种纺车使用的地区也以毗邻汉族地区的黎族为主，它显然不是黎人自己制造的工具。”海南史专家周伟民、唐玲玲也证实上述说法：“就笔者十八年来在黎区作田野调查所了解的与其他先辈们调查时所了解是一样的……在个别地区出现的工具如手摇轧花车、一绽纺车、高架式穿梭织布机等，都是从邻近汉区传入的。”

大体在引进纺车的同时，轧花机也从汉区传入黎族一些地区。它们是棉纺织的重要配套工具。尾高邦雄的调查说，重合盆地美孚黎把轧花机称为ngā，侾黎称之为chi kán，并指出“脱粒机是小型的木制机器，使用时只需要将棉花插入它的两个旋转轴之间，便可除去棉籽和杂物”。这种去棉籽方法与汉区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调查也说，乐东县福汶乡福报村黎族把手摇轧花机称为tsi33ka：n55。前文已指出chi或tsi是海南汉语方言“车”的借音，而ngā、kán或ka：n则应是轧花机发出声音“卡、卡”的拟声词。施联朱、容观夐对此指出：“黎族地区还有一种手摇式轧花机，形制精巧，但从这种轧花机的黎语称呼tɕi ka：n的ka：n（机音）看，可以断定它是从汉族地区传入的。”

黎族传统的织布工具是腰织机，文献记载及现代的调查结果一致。史图博指出：“织机是极其简单的……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桐叶或席子上织的。”直至今天，一些黎族妇女仍旧使用腰织机织布。由于身体条件所限，用腰织机织出的布幅较窄，只有35厘米左右。

现代的调查还发现，少数毗邻汉区的美孚黎妇女也使用高架斜织机。史图博指出：“松岩（即乐东盆地重合村——引者注）的美孚黎是与苗族使用同样的织机，那种织机有着为了固定经线而加上的机架。”另有调查报告说：“美孚黎妇女纺织棉布的技术较其他方言区为进步，除席地式的原始织布机之外，尚有一种坐架式的织布机，近于汉族织布机的形式。”

美孚黎所使用的斜织机，据调查也是从汉区传入：“东方县第一区西方乡的坐架式织布机，与海南汉族村子所用的简单织布机相同，据说是从儋县传入的。”施联朱、容观夐也说，解放前东方县流行的“高架式穿梭织布机，据黎族人民口述也肯定是从汉族地区儋县传入的”。前引周伟民所论也证实黎族个别地区出现的高架织布机是从邻近汉区传入。

清代以后少数黎族妇女也使用弹弓弹棉。前引“黎族风俗图”配文以及《黎岐纪闻》提到“唯采木棉树之实，取其棉以竹弓弹为绒”“妇女采实，取其棉，用竹弓弹为绒”。可见清代黎族妇女已用竹弓弹松木棉绒。据施联朱、容观夐的研究，直到民国时期，黎族仍旧用竹弓（有时用藤作弓，以麻线为弦）弹松棉絮。用材质较软的竹或藤制成的弹弓弓身短小，由麻线制成的弓弦则弹力较弱。这种弹弓相当于黄道婆回到松江乌泥泾前当地“线弦竹弧”的水平。

独特的纺织技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黎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主流纺织工具也较落后，使得其纺织效率低下，染布水平不高。但黎族妇女拥有高超的织布、刺绣、扎染手艺，体现了她们的民族风格和聪明才智。

黎族妇女虽然使用的是简陋的腰织机，但她们心灵手巧，织布手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张庆长赞叹黎族妇女纺织“其亦自有匠心也”，即独具匠心，在技艺方面有创造性。史图博也说：“织物，从技术上看虽是原始的，从艺术上看却是极其高超的……制作妇女裙这种艺术的、漂亮的织物是黎族妇女自己织造的。此外，织有美丽的花纹的狭窄的布带，如猎囊的背带、腰带等也是自己织造的。”从“极其高超”“艺术”“漂亮”“美丽”等一连串赞叹之词，可以反映黎族妇女的巧手艺着实让他佩服。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也反映了这一点。通什乡（今五指山市通什镇）的“𧚔和头巾是一种精致的工艺品，色泽鲜艳绚丽，花纹图案精美，表现了黎族妇女的智慧”。

黎族妇女刺绣工艺水平也较高。黎族妇女的筒裙色彩鲜艳，其中除织出的花纹图案之外，还有刺绣。据曾昭璇介绍，杞族妇女的花筒裙绣有美丽的图案花纹，其中尤以五指山区水满峒花筒裙特别华丽。美孚黎妇女的长花筒裙用各种彩色线绣出，五光十色，较为华丽。

值得一提的是黎族的扎染技术。它以美孚黎最为发达，技术难度最高。扎染方法，以白线为经线，用长约三米左右的张框将经线张开，需要保留白色部分的经线则用蓝色或褐色的线捆扎起来。然后把扎好的经线放入染料中染色。扎住的地方解开后依然是白色，其他地方则染上色了。

扎染也称“扎缬”“绞缬”“染”，在古代很多民族都存在。据施联朱、容观夐调查，解放前在东方县内流行的用一张框的染法，黎族人民口述是从汉区儋县传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目前海南只有昌江县和东方市极少数美孚黎妇女掌握这项技术，已濒临失传，亟待保护与传承。

虽然黎族妇女织布、刺绣、扎染手艺高超，但由于纺织工具十分简陋，使得纺织效率低下，其纺织品也很少出售，仅供自用。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通什乡黎族妇女织一件麻衫或一条裙子，专工做要花一个月时间，若利用农暇来织，则要两三个月不等；织一条宽两三寸，长约四五尺的花带，不算纺纱时间，专工做要十五天；织一条头巾，专工织要一个月。白沙县红星乡番响村“由于纺织工具落后，一个妇女织一条裙子，从采集原料到成品，至少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半年”。东方县水头乡老村“因纺织工具简陋，生产速率不高。她们织一条𧚔，往往要耗费一年半载的时间”。低下的效率，使得她们的纺织品基本没有剩余，一般是自用，很少作为商品买卖：“（毛道乡）纺织品一般是自用，极少用于交换”“（通什乡）都是自制自用，没有买卖的”“其生产目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都只限于自用，极少有作为商品而出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低落，社会劳动分工不明显，还不足以促成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手工业的发展，而只是农闲时编织一些，是一种从属农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性质，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

染色是代表纺织技艺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黎族妇女已会为织物染色，但水平不高。她们普遍只会染两种到四种颜色。民国时期重合盆地的染料只有藏蓝色和褐色。新中国成立初期，乐东县毛或村妇女只会染红色和青色，保亭县什柄村妇女只懂染深蓝色和黑色，白沙县番响村妇女可以染青、黑、红、黄四种颜色。崖县（今三亚市）槟榔乡妇女一般均懂染黑、红、黄三种颜色。

制作染料的原料是野生或种植植物的叶子或根茎，如蓝靛、黄姜等。海南各地使用情况不一，但制作过程大同小异。黎族妇女将上述染色原料放在坛子或缸里进行浸泡，并加以挤压，放置几天，待材料腐烂后捞出残渣，接着放入螺壳灰或灶灰，不断搅拌，直到成靛为止；或者将植物的根块捣烂冲水即可。染料制成后，就可将纱线或布匹放入染缸浸泡。每浸泡一段时间后取出晒干。如果着色不符合要求，可多次浸泡，直到完全染好。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黎族妇女用土法染色，染法简单，工艺原始，着色效果很一般。乐东县毛或村“黎族妇女虽懂染色，但不及苗人擅长，所以织布所用的色纱，多买自汉商，自己染的甚少（但一般织布、𧚔用的深蓝或黑色纱多是自染的）。有时买不到，便买些色布（主要是红布）回来，把纱一根根拆下来应用”。“染法比苗族简单，也没有特设的一套完整的染色设备（如贮靛缸等）。染出来的布不及苗族的耐久而不脱色”。白沙县细水乡的“染法与各地黎族相同，但比较简单：如染好后不用放在一种称为fai35的树皮所煮的水内浸渍，使布身染色较耐用；也没有放进水田的泥浆里践踏；亦无用猪血涂在布上再染色”。

综上可见，在纺织原料上，宋元以后一些黎族也少量使用棉花，或许与退守山区有关。她们种植棉花数量少，并不擅长纺织棉花。民国后，个别地区黎族也用野生树叶少量养蚕，但养蚕只为抽丝线织筒裙的花边，不用来织绸。由于山区的木棉和山麻资源丰富，它们就一直成为黎族妇女普遍使用的纺织原料。在纺织工具上，大约在清代中期以前，黎族是使用纺锤纺线，用小竹弓弹棉絮，用腰织机织布；没有纺车，没有先进的轧花机和织布机，也缺少身长力大的弹弓，纺织工具总体较为简陋。清代中后期，毗邻汉区的一些黎族妇女也开始使用纺车、轧花机、高架斜织机等较先进的纺织工具。但经过调查，这些工具都是从汉区传入，并非黎族固有。在纺织技艺上，黎族妇女创造出腰织机提花、挑花技术，织出绚丽多彩、富有想象力和民族特色的精美织品，织布、刺绣和扎染手艺的高超值得称赞。由于纺织工具十分简陋，生产效率很低。虽懂得染色，但水平不高。

黎族大多居住在山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前，除毗邻汉区的黎区的生产力水平与当地汉族接近外，不少远离汉区的黎区对外交往少，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五指山区腹地还保留着“合亩制”这种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残余。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影响黎族整体纺织技术的进步，水平总体较后进。尽管如此，黎族妇女也有专长，除织布、刺绣和扎染手艺高超外，她们还擅长用木棉、山麻织布，这是海南其他人群不熟悉的，体现了她们有较丰富的利用自然物的知识。她们还善于学习先进技术，毗邻汉族地区的黎族妇女从汉族那里学来较先进的纺车、轧花机、高架斜织机和扎染技术；她们也向技术较高的苗族学习染色技术。可见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是一种常态。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詹坚固，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频道编辑】李晓霞李拉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龙飞刘树强

【实习生】黄思凯丁陆薇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3期